今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时，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并用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系统深刻地概括了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彰显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制度自信，其精辟深刻的内涵引发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广泛思考。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完善的。
(一)孕育和确立阶段(1921 年7 月—1949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积极力量，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联合各革命阶级和政党，实现革命目标。从党的“二大”提出“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到党的“三大”对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确立，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到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三三制”政权制度建设，从党的“七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革命阶级和政党的联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政党制度在这一阶段孕育成长并得以正式确立。
(二)曲折和发展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12月)。这一阶段，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通过政治协商巩固多党合作制度、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方面。1957 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错误路线，中国政党制度遭受严重挫折。“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重申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得到恢复。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曲折到恢复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和曲折性的特点。
(三)坚持和完善阶段(1978年12月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政党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并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新型政党合作关系得到发展，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 团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爱国统一战线得到巩固; 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成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得以很好发挥，成为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二、中西方政党制度的对比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党关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在政权运作方式上坚持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坚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顾同盟者的具体利益;在民主形式上坚持充分协商、广泛参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友党、合作党，而不是反对党、在野党之间的关系。中西方政党制度在政党关系、政党制度基本格局、政党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不同。
一是政党关系上的合作共赢与政治博弈之别。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肝胆相照、通力合作的关系在西方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西方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在野党)之间往往是互为利用、利益分赃、尔虞我诈的关系，他们不惜采取欺骗的手段迷惑选民，或以不切合实际的政治豪言蛊惑群众。人们常因党派不同而持不同政见，为了一党之私，个人意志与良知往往让位于政党意志，服从于政党利益。
二是执政方式上的执政参政、合作共事与轮流执政、在朝在野之别。这就是“一届接着一届干”与“一届反着一届干”的区别，也是我国能够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而西方国家很多规划悬而不决、难以付诸实行的深层次原因。比如，二战后意大利1945年到1979年34年中就更换了37届政府，每届政府执政平均不到一年，根本谈不上政府政策的延续性。
三是利益诉求上的广泛社会基础与少数利益集团之别。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兼具进步性与广泛性。共产党执政为民，民主党派参政为民。可以说，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没有一党之私利。而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献金”，权力需要金钱支持，金钱需要权力保证，二者相辅相成，形成西方社会的当选范围。当选者一方面是权利圈的“自己人”，一方面又要经过金钱的“预选”。从本质上使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成为少数人的利益游戏。哈佛大学的专项研究表明，美国 91%的选举由获得竞选资金最多的候选人赢取。
四是公共权力监督上的互相监督与恶斗扯皮之别。中国政党制度框架决定了执政党与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主要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西方政党政治在运行中党派竞争逐渐沦为政治恶斗，“三权分立”蜕变为权力掣肘，相互制衡变成相互攻讦，甚至形成了“否决型政体”。比如，2009年，比利时的政党之间相互攻讦、倾轧，创下了大选后541 天没有政府的当代政治奇观。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电视辩论中互相揭短甚至攻击隐私。
三、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能否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是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根本标准和最终尺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为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开辟道路创造条件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作用。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方式即民主集中制适应了领导权力相对集中，有效组织革命和建设的社会政治力量、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要求。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效组织和规范了政治参与，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极大包容性，从而保证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同心协力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形成了强大的合力。中国在过去有过其他类型的政党制度的实践，但都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最终都失败了。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上还停留在封建王朝解体时的状况。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确立近70年来，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伟大祖国发生历史性巨变，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适应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更快发展。
(二)有利于拓宽和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是无序的大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选举不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部，一选了之肯定会出乱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要配套完善起来，同时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防止出现“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让权力与权利平等对话、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才能打掉这堵无形之墙。比如，近几年来，我国多个地方在应对 PX 项目和垃圾焚烧场等事件中，创造了对话与协商方式。通过有效沟通达成共识，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可以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增强决策理性，整合社会力量，实现价值引导，促进政党关系和谐。我国的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与执政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可以发挥位置超脱、人才众多的优势，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特别是还能在引导和平衡国际国内舆论中发挥独特作用。
(三)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设计，有利于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合作中形成了充分信任、相互协商的传统和机制。延安时期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得到中共采纳，就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民主人士意见的典范。这种重视民主人士意见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得到了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体现。近年来，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都要认真听取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共商国是。各民主党派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被执政党认真采纳，对执政党在决策与实际工作中避免失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有利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监督，就其性质而言，属于一种特殊的政党之间的政治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避免了多党竞争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又避免了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各民主党派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能够反映社会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提供一种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的监督，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使执政党随时听到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及时改正工作中的错误。通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还有利于防止或遏制执政党内出现腐败现象。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参加党风廉政建设的检查，使民主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监督工作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自身建设。
总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土壤之中，不仅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坚持和完善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而且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证。以此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模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政局稳定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政党制度模式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智慧的重大贡献。它给世界的启示很朴素，也很宝贵，那就是任何政党要发展好自身、领导好国家，都必须求真务实、推陈出新，完善自己的制度、走好自己的路。
（转自理论网）
(本文系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第63期“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研究专题学习期间撰写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