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表“五一口号”，短短23条，言简意赅，笔力千钧!此时，革命曙光已经在望，旧政权土崩瓦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孕育。“五一口号”像一声春雷，预告着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多党合作制度由此而来，走过70年不平凡风雨历程，愈加显示出蓬勃生机。
当今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外，有八个参政的民主党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国会(民建)、民主促进会(民进)、农工民主党(农工)、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与民主党派并列的，还有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两个界别。而八个民主党派的排序，正是依照发表拥护“五一口号”的先后顺序而定的，延续迄今。
一、“五一口号”发布的时代背景
1949年在北京召开新政协筹备时，民主党派有11个，宣布成立的是联合政府。其间的政治变迁，可追溯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内政治格局变化。1946年7月国共内战爆发后，处于调停地位的“第三方面”中间党派大本营民主同盟发生分化，青年党、国社党脱离民盟，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的高压下被迫宣布解散。毛泽东据此认为：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党派已无用处。他在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认为中国也可以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建立一党执政的政府。他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不赞成毛的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
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利，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李济深、冯玉祥等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面对中国政治格局出现的重新洗牌，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于1948年4月30日适时发布了“五一口号”，计23条，旗帜鲜明表明了当时中共对中国局势的立场和观点。
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一致表示拥护，从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盛赞“五一口号”，同时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开始了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正是在“五一口号”感召下，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积极进步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使蒋介石反动集团陷入更加失道寡助、孤立被动的境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加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程。
二、八个民主党派的形成过程
新政协筹备阶段共收到30份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最终准入者有14个党派单位:除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人民救国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党派团体的与会请求，被以“成分复杂”等理由拒绝，仅接受部分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发表讲话，描绘出未来“中国梦”的蓝图：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高呼三个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新政权成立后，对民主党派的组织改造随即开始。一些党派有军事上的成分，如民革中有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或起义将领，农工党、民盟的某些成员曾是军人，或从事过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宣布：“各民主党派已决定不在工人、农民和人民武装部队（包括军事学校和机关）中进行党派活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同年7月19日正式作出《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进一步明确各民主党派“不在人民解放军包括公安部队在内的部队中及其军事机关、学校以及军事企业中发展党员”，同时决定在下列机关学校亦不进行组织的活动：(1)情报机关。(2)革命大学。(3)旧人员训练班。(4)使、领馆。
同年7月，活动禁区扩大到少数民族地区，翌年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禁区又扩大到铁路系统。一些党派还应中共要求撤销了在港澳或海外的支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划定了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分工领域。李维汉1950年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除农工民主党经其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以学习为主，停止发展外，各民主党派大体上决定了它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和发展对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对象为转向过来的国民党员，主要是中层的国民党员。民主同盟的对象为知识分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主建国会的对象为民族工商业家及与之有关的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并吸收有关的公营企业干部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自由职业者为主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与民主促进会相类似，它们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发展。致公党的基础原在华侨中的洪门，已劝告该党首领整顿组织，并不向国内发展。
最终明确各党派分工如下，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业家及相关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卫科技文教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技文教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上述发展领域的界别划分，基本上延续迄今，随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略有调整，未有大的变化。
1989年正式定义为参政党。1989年，经历重大历史事件后，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将民主党派正式定性为参政党。每年以不超过5%的额定净增率发展党员。加入民主党派，通常要求具备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社会上认为比加入中共要求还高。
三、从我家三代人的不同经历，体验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
我祖父生于清末，就学时期经历了辛亥革命。他先后毕业于全闽师范学堂和法政学堂，就业的第一站是进京参加全国司法考试后，被派到闽北邵武担任承审员，经历了“红岗会暴乱”。后经全省文官考试，派任晋江县县长(今泉州)，因主持司法公正，不到2个月就被当地恶势力驱离。后来先后担任高登艇(省民政厅长)、郑祖荫、陈培锟(省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抗战时期)等人秘书，是民革前身(民联)成员。他是福州首批登记的执业律师，曾在报刊辟有法律专栏，帮助公众解答法律难题。解放后，担任副省长陈绍宽秘书，陈老1969年过世后，他在省文史馆任馆员，参加省政协和省民革活动。他在晚年写下《百年所见所闻》笔记，盛赞新中国各项巨变，对改革开放寄予希望，1984年过世。而我最近在学习农工党党史，查阅“福建事变”资料中，发现福建事变中成立闽海省省政府，我祖父在民政厅任职，表明他参与其中。
我父亲1922年出生，1945年毕业于省立福建医学院。就学期间，福州两度沦陷，他的大学6年都是在迁往沙县期间度过的。解放后，他参加民革，是福建中医药大学前身(福建中医进修学校)民革组织创建人之一。可以想象，我祖父、我父亲，作为民革成员，他们先后经历清末、辛亥、北洋、民国、抗战、内战、新中国、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时期，他们的道路选择，与响应“五一口号”相呼应，一脉相承，见证了多党合作制度的风雨历程。
而我是1990年加入农工党，已是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这一时期，多党合作的制度已更加完善，道路也更为通畅。今天，纪念“五一口号”70周年，回顾农工党走过的88年历程，福建事变85年，多少前辈先贤苦苦探索民族解放道路，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吾辈更应奋发努力，不忘初心，为中华复兴而奉献毕生力量！
文/ 农工党福建省委会 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