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辅翔（厦门市思明区人大代表，民建厦门市委企业工作研究会副会长，厦门筼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反映：供给侧的核心就是“三去一降一补”。通过前几年的“三去”整治，如重化、造纸、有色、煤炭、建材、钢铁等行业已基本达到去产能和去库存的效果，对房地产业的整治收缩也初见成效。但改革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去杠杆”方面,过去十几年地方举债高速建设和国企经营不善累积下来的债务，包含对各类工业园区、地方政绩项目、房地产的投入所欠债务,成了我国金融体系杠杆叠加最主要的“隐性地雷”。
其次，降成本的涉及面太广，其中最难且最有指标性的是“降制度性成本”。“制度性成本”与其它市场竞争导致的诸多成本的变动不同，须要政策主动调整才会下降，而此才是各类企业创新、经济体国力提升、社会财富累积的关健命门。
再者，在补短板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短板只要投入便易上手。而补制度性短板，需通过出台制度量化细则来推动各类体制企业创新，形成新的产业利润增长点。
由此，就供给侧纵深变革提出几点建议：
1.去杠杆还需同步关注“地方债务”和“国企债务”的潜在危害，并与今年金融风险整治捆绑进行梳理和治理。建议一是从今年开始，把各地方债务和大中型国企债务的实际构成情况再做更深入的摸底排查，列出详实的负面清单。对其新一轮产业、地方项目等投资设置门槛，采取集中报批审核制，切断未经国家发改委审批批复项目的融资渠道。二是职能部门联合出台专项细则规范约束地方政府和国企对外发行债券的行为，以减轻明年及后几年的调解压力，避免给给国家经济体带来巨大冲击。
2.推进国企民企的混改进度。尤其放开让出现严重亏损国企在市场上与民企融合，借民企的市场判断力、经营活力盘活国有资本的经营，增值止亏。对赢利的国企也要允许其做混改推进，壮大其在国内外市场的赢利实力。
3.把社会资源、行政资源让渡给市场上的各类体制企业共享。如在一些地方公共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上，规定民企参与比例不低于45%的硬性指标，采用“甲指乙供”的方式划分一些给有资质、有信用的民企或民企联合体来经营和建设，甚至全面放开，公开招投标，由市场选择。
4.降税费降成本。就企业现有的“留抵扣税”改“退税”；依据不同省市情况，进一步降低企业缴纳“社保费用”比例，省结余不足的由中央财政适时补贴，尽力减轻企业的税费负重。从制度上降低企业急需的“行政资源成本”，营造亲商、敬商的良性经济生态。
5.严格保护合法合规经营的私人产权和知识产权，释放广大民企研发创新、增资扩产等合理的诉求和动能。针对前期支持和配合去产能去库存的传统产业，尤其民企出台扶持政策，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上帮助其转型生产。
6.对地方职能部门做好“精准补短板”的再教育，着力在民生、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需求上补足短板，严格监察。
（厦门市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