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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间:2015年01月23日 星期五
“近平同志提出要‘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
来源:本部   发布日期:2020-01-17   字号:T|T

  采访对象:王文贵,1941年2月生,福建福清人。1984年10月任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1993年任福州市委副书记。1996年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2000年任福州市政协主席。2006年退休。

  采访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王主席,您好!1990年,您是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习近平同志当时从宁德调到福州工作,这个过程您最熟悉,请您讲一讲。

  王文贵:1990年,我在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任上,有一天福州市长通知我说,近平同志从宁德地委调到福州市工作,让我去接他过来。于是,1990年4月22日,我和我的秘书,还有市委一个副秘书长,3个人坐了一部车到了宁德。在宾馆住下之后,我给近平同志打电话,想约个时间去拜访他。他说:“目前还有点交接的事情在处理,我们明天早上在路口会合就行了。”

  当天下午快4点的时候,近平同志大概是把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他给我打电话说:“老王,我现在有时间了,要不你过来坐一下?”我就到他宿舍去了,坐了一会儿,谈了一下。他向我询问了一些福州的情况,我大致给他作了介绍。

  谈到工作方法时,我很坦诚地提了一条建议。我说:“我们希望以后每周有一个工作计划。原来的时候,每周都没有计划,所以从星期一开始,就会碰到很多具体问题。比如,组织部本来今天已经安排了开会,突然间市里又有会要开,我们这个会就只能取消了,可是人都已经通知到了,怎么办呢?又有的时候,我通知开会,200多人来了,书记又突然通知开常委会,我又不能不去。时间上的冲突给工作造成了很多不便。没有计划,就造成了统筹方面的很多问题,造成了我们没有任何自主权。工作安排不好,最后还是要怪我们。”

  近平同志听后,点点头说:“各人有各人的领导风格。”后来,他到福州以后,每周都会制定计划,提前安排好一周的工作,我以为他是采纳了我的建议。后来我了解到,其实他在宁德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第二天是4月23日,我们就要启程去福州了。近平同志也不知道是定在这天走,而且之前他也没有跟宁德的社会各界说他要调走的事,他怕很多人来送他。但消息还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漏出去了,我们离开宁德市委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老百姓,有的人还拎着一篮子红色鸭蛋送给他。这个地方有个风俗,给出远门的人送行,要给他带染成红色的鸭蛋,图的是吉利、平安。

  近平同志和送行的老百姓握手道别,老百姓依依不舍,祝福他一路平安,很多老人就像他的长辈一样,叮嘱他好好干,多多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那时候已经当了五六年的组织部长,迎来送往的官员有很多了,但是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个时候,我也深深地被他和老百姓之间真挚的感情所打动。

  我们到福州市的招待所住下,市长来和近平同志见了面,下午就召开了福州市干部大会,处级以上干部,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一些老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宣布了省委组织部任命近平同志为福州市委书记的决定。随后,近平同志即兴作了讲话。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大家不要期待我提什么口号,我也不提口号。各机关部门就按工作的正常情况干。”此外,他还对老同志们、对福州过去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并对廉政工作、老干部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晚上,近平同志和我们市委几位领导一起吃了便饭,参加的有市长、副书记、我、市委秘书长、接待办主任,我们几个人吃的是四菜一汤,边吃边谈工作,氛围很好。福州市当时的情况是,前面的书记刚刚调走,市委市政府面临换届。因此,近平同志来到福州以后,就要筹备换届小组会,再加上日常的事情很多,调研工作也很多,担子很重。班子商议,接下来由我协助安排近平同志的住处,之后陪他下去调研。

  采访组:给习近平同志安排住处的过程是怎样的?请您具体讲讲。

  王文贵:近平同志来福州以后,市长跟我商议给他安排住的地方。刚好在他来之前,市里盖了一个小区,其中有几座楼拿给市委安排,市委的各级领导和很多同志已经全部安排住里面,市长就叫我带近平同志到这个小区看看。

  我带近平同志看了以后,问他:“这房子怎么样?”

  他说:“还不错。”

  我说:“习书记,你可以看看,但我个人建议你不宜住在这里。”

  近平同志对我这句话感到很奇怪。他说,“老王,你带我来看,又说我不能住在这里,这是为啥?”

  我说:“习书记,我很为难。市长让我带你来看,我肯定要听领导的话。但是,我个人仍然建议你最好不要住在这里,因为这个小区的房子在你来之前就已经全都分配好了。如果你突然插进来,整个方案全都会变,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所以,我认为你不宜来住。”

  近平同志笑了起来,他说:“老王,你这个人很忠厚啊!”

  我说:“习书记,我就跟你讲心里话。”

  他说:“好的,老王,我听进去了。”他就放弃了这个新建的小区。

  后来,我又带他去看了厅级老干部住的一个小区,那边有一位老同志搬走了,正好空出来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在四楼,没有电梯,是那种老式的居民楼,条件也比较一般。

  我说:“习书记,跟老同志住在一起,不一定方便,我感觉你住在这里会有个问题——老同志恐怕会有很多事情找你。”

  他说:“没关系,我不怕。”

  后来,近平就住在了老干部小区,他在这里跟退休老同志相处得很融洽。

  看房子之后的第二天,我陪着近平同志到市区里走了一下,熟悉地形,让他直观地了解一下福州市。之后举行换届筹备会议,召开民主党派会议、老干部会议,还有部队的一些事情,下去调研,近平同志就开始忙起来了。

  近平同志对民主党派工作非常重视,做得也很好,这和他父亲一样。他对部队工作也非常重视,因为他也是部队出来的,所以和部队相处得非常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经常下去调研,您也曾陪同他一起去过。请您讲讲你们第一次调研的过程。

  王文贵:1990年5月18日,近平同志上午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中午吃完午饭,没有休息,我和几位工作人员就开始陪他到县里去调研。连着3天,我们走了3个县。首先到了永泰县,那个地方当时还不通公路,我们是坐船过去的。永泰和闽清都是贫困县,条件非常差。闽侯县因为离福州近,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我从当组织部长开始,就有一个写工作日记的习惯。日记本上记录了我们那次的大概行程,我们那次下去一共看了14个乡镇,调查了乡里面的基本情况,了解了人才培养问题。近平同志调查得很细致、很全面。他到村里看了村民的生活情况,当时村里遇到台风灾害,他视察了灾情,看了一个果园、一个硅铁厂和一个贸易中心市场。他很关心教育事业,每个县的一中都看了,小学和幼儿园也都看了,对教师待遇、办学环境等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还考虑到移民区群众的生活,亲自到移民区跟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期间,他白天看,中午也不休息,吃完午饭就和县委书记谈话,有时也找主管领导、老干部谈。晚上,他就组织五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开会。

  我们下去的时候,每天都吃得很简单。当时我也不了解他,不知道他爱吃什么,而且这方面我也不太懂,不太周到,没有做任何准备。我们就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四菜一汤。那时我想,近平同志既然是北方人,肯定爱吃面食,所以我就要求主食要有米饭,也要有馒头,或者面条也可以。其他的要求我就不敢再提了,因为我当时对近平同志的工作作风多少有些耳闻,不敢要求安排得太好,怕他批评。我们当时住在县招待所里,条件很差。因为招待所都是对外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住。

  这次调研期间,我们这几位同志和近平同志就熟悉了。他给我们讲他插队时的故事,他说他那时候最想的事情就是能吃得饱饱的。我当时就想,他小小年纪就独自一人在陕北插队,真是不容易。

  近平同志在永泰和闽清两个贫困县跟干部们座谈时,还谈到:“我在陕北插队7年,来到福建工作以后,在贫困地区宁德干了2年。比较深的一点体会就是,越是贫困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越应该淡化贫困意识,增强信心,以自力更生为出发点,搞好工作。”

  他还对基层干部说:“在贫困地区工作,你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不比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少,但你们取得的效果不一定比他们好。所以,我看干部,就是看你们是不是付出。”这些山区的干部们听了这番话,都很感动。他们觉得,习书记对贫困地区的基层干部非常理解。

  近平同志还讲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要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你要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讲话很朴素,很容易让人接受,不讲很多理论,不摆大道理,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而且,他在3个县讲的话都不一样,都是结合各地的特点来讲的。

  在永泰县,是我第一次听近平同志讲到“绿水青山”四个字。他说:“永泰的地理环境就是山区,是福州的后花园,你们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必须保护好环境,一条河也不能污染。山上的树林、果树要管理好。你们永泰的发展方向就是绿水青山。”

  现在,在近平同志当年清晰的定位下,永泰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旅游业发展得也非常好。比如青云山,就是永泰比较早的旅游景区。农业和林业方面,永泰有李子树,有毛竹,还有其他树木,林业资源很丰富。而永泰的企业就是和农业配套的,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工业。

  初次和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好,工作细致深入,生活简朴,作风扎实。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来福州工作前后,您是组织部长,请您讲讲他做干部工作的方法。您自己有什么体会?

  王文贵:近平同志配备干部能做到知人善任,要求我严格把握组织原则,严守全面考核干部关。近平同志主政福州的时候,我这个组织部长非常好当,没有一个人来找我走后门,风气非常好。其实越是这样我就感到责任越重。

  近平同志对提拔干部非常讲规矩。他到福州以后,就定了一条:所有的干部提拔,配备到哪个班子,他都不会干涉提名,但是组织部必须拿出3个符合条件的人,把名单拿给他。这3个人,近平同志会一个一个和他们谈话,谈完以后,又把我们叫过去讨论。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特点,适合不适合。

  而且,近平同志不仅和提拔的干部谈话,我们市里所有的正处级以上干部,无论是提拔还是犯错误、退休,他都会和他们谈话。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提拔的干部,大家抢着谈;犯错误的干部,没人愿意谈。以前,我作为组织部长,是很苦的,凡是提拔的干部,会一开完,领导都已经和他们谈好了。但是,犯错误的干部,都没有人谈。离退休干部,也没有人谈,只有我们组织部捡“剩下”的谈。到了近平同志这里,他把这个状况都改变了。平时的时间安排不过来,他还会抽出业余时间,下班后或星期天,和退休干部谈话,和犯错误的干部谈话。

  退休干部,经过和他谈话,会觉得自己虽然退休了,但书记不仅没有“人走茶凉”,还亲自谈话,说明自己还是组织的一员,以后还能发挥作用,这样他们的失落感相应地也就减轻了。

  干部犯错误,近平同志都是把他叫来,很细心地找他谈话,讲到人心里去,让人心悦诚服。犯错误的干部,和近平同志谈过话以后,都有良好的表现。近平同志把他们为什么犯错误、哪个方面对自己要求不够、今后要怎样做,都帮助他们剖析清楚,督促他们进步。这也让他们觉得,组织还是很重视自己,并没有抛弃他们。

  近平同志来之前,我当组织部长有许多为难之处。我执行组织的决定,调动干部,都要我自己出面,所以谁不满了,都可以骂我。近平同志来了以后,凡是班子里作的决定,他从来不让我出头,都是他自己出面做工作。所以,在他手底下工作,我最有安全感。像他这样的一把手,实在是可遇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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